第二十九章 一箭双雕（1 / 2）

郑近西曾在广州被抓，关进了局子里面。

郑近西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何潮你别唬我了，我在深圳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上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人查我……”

“郑总，你以前是开着豪车在深圳街头飞驶，自然没人查你。你现在出门左转，前行100米，左转，再走200米就是小林村，你再看看会不会有人查你证件。”周安涌领会了何潮的意图，及时接话说道，“要知道，治安巡防员都是各村的村民，相当于各村的自卫队。也得承认，他们查证巡防，是为了维护深圳的治安秩序。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打着查证的旗号，干一些敲诈勒索的勾当。尤其是有案底的人，落到他们手中，不死也得脱层皮。要么送到区拘留所，要么送去修铁路，要么送去劳教……反正到时你和外界失去联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别说当股东了，连一个正常人都当不了了。”

郑近西打了一个寒战：“真的假的？周总你可千万别吓我。”

“你是在香港呆久了，不知道深圳的厉害。”周安涌的话，并没有夸大其词，深圳近年来治安状况连年走低，经济不景气造成了大量失业人员失业，其中游手好闲者为了生计，要么铤而走险去抢劫，要么偷窃，一时深圳犯罪率急速上升。

为了应对治安环境恶化的现状，深圳市政府要求各村成立了治安巡防队，队员是各村村民。政府的初衷自然是好的，但由于各村的治安巡防队素质参差不齐，就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巡防员为了一些小利，敲诈勒索忘记带证出门的人。

深圳是移民城市，本地人很多，大多数是外来者。2000年时不比现在，都没有出门带证的习惯，许多本来拥有合法居住身份的人因为忘记带证，一旦被抓住，就会罚上一笔。不但损失了金钱，还耽误了时间。

当然也有一些为了节省费用或是其他原因，没有办理暂住证的人。为了躲避巡防队员，出门时，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先要在阳台上向下观望，看看下边有没有穿治安衣服的。如果没有再下楼，到了楼梯口，还要再悄悄地四处张望一番，以怕被秘密埋伏在路边的治安人员抓获。

然而，过了第一第二关，走不多远，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查证”的断喝，巡防队员如同从天而降，将人抓个正着。

何潮可以理解治安巡防员成立的初发点是好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深圳治安环境每况愈下的局面，但由于具体执行的人私心过多，治安好了，却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势的扰民，干扰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一直持续到2003年，发生了孙志刚事件，才引起全国性关注，并且呼吁废除《收容法》。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这一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

孙志刚死后，行凶者等人被判处死刑以及死缓，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同时也引发全国范围内对户籍制度的拷问以及流动人口国民待遇的悬空问题。

孙志刚的墓志铭写道：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

二零零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染美本科毕业；

二零零三年二月：就职于广州，任美术平面设计师；

同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

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

同年四月十八日：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

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同年四至六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通过互联网及报刊杂志各媒体，民众呼吁严惩凶手要求违宪审查；

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孙志刚案；

同年六月二十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

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2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 万—500万的1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在中国制约了人口和人才流动几十年的户籍制度，终于以重磅文件发布的形式全面松动，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