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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